涉非婚生子女纠纷

律师在了解了奚的情况之后，认为非婚生子和婚生子享受同等的权利和法律地位。基本于奚小姐和J是非婚生子，而J方的律师函中并不认可和这个孩子的父子关系，作为原告方首先要有证据证明奚小姐和J的长期同居关系，以及在奚小姐受孕期间仍然和J保持同居。律师前往奚小姐和J共同租房的中介公司，调取了当时双方共同签的《房屋租赁合同》，把奚小姐提供的照片及视频资料和根根据时间的先后顺序整理，提供了奚小姐为同居住所缴纳的物业费、水电费凭证;立案必须的证据收集完毕，写起诉书向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提起了涉外子女抚养权纠纷之诉。关于涉非婚生子女纠纷的法律问题，大律网小编为大家整理了婚姻家庭律师相关的法律知识，希望能帮助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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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7月，研究生毕业后的奚某只身一人来到上海打拼，有幸进入500强外企工作。工作中，奚某和上司J日久生情。J是加拿大人，虽年近四十却开朗幽默，深得下属爱戴。一次出差外地，奚得了急性肠胃炎，深夜急诊，J对奚细心照顾，两人从此暗生情愫。之后，两人开始同居生活，保持了3年之久的地下情。2010年，当奚惊喜的发现自己怀孕时，J的态度却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坚决要求奚打掉这个孩子，并告诉奚，他是不可能结婚生子的。奚一直期望当他看到孩子之后，会回心转意，便悄悄的离职回老家生下孩子。2011年5月，当奚抱着孩子回到上海，期望和J继续共同生活时，却发现他不仅仅搬离了共同生活的住所，身边似乎还有了其他女人。

奚伤痛之余，不得不考虑今后的生活。每次打电话给J，他总是回避推拖，拒绝见面，更谈不上支付孩子的生活费用。作为一个单身母亲，独自抚养孩子的艰辛可想而知，J作为孩子的父亲，月薪高达六万元，对孩子不闻不问，怎么可以这样逃避责任?

奚经好友介绍，预约婚姻律师进行离婚法律咨询。律师在了解了奚的情况之后，认为非婚生子和婚生子享受同等的权利和法律地位。J作为孩子的父亲，应当尽到父亲的责任，因为奚小姐希望可以通过律师和J进行协商，我们决定先发一封律师函，期望和解，试探一下对方的态度。

律师函很快发出，对方的反应相当迅速，立刻委托了律师回函。内容大概是，J确实和奚小姐有过恋爱关系，但并不确认这个孩子就是他的亲生儿子，因此他不愿意承担抚养义务。而且他郑重指出：在得知奚小姐怀孕后，明确反对生下孩子，但奚小姐并没有尊重他的意见，给大家造成今天的困扰。

看到J如此冷漠的回复，奚彻底绝望，不得不接受律师的建议，准备进入抚养权纠纷之诉。基本于奚小姐和J是非婚生子，而J方的律师函中并不认可和这个孩子的父子关系，作为原告方首先要有证据证明奚小姐和J的长期同居关系，以及在奚小姐受孕期间仍然和J保持同居。在律师的耐心引导下奚小姐一一回想，提供相关的证据线索。如《房屋租赁合同》、同居生活的照片和视频资料、在受孕期间以夫妻的名义出境旅游……

律师前往奚小姐和J共同租房的中介公司，调取了当时双方共同签的《房屋租赁合同》，把奚小姐提供的照片及视频资料和根根据时间的先后顺序整理，提供了奚小姐为同居住所缴纳的物业费、水电费凭证;立案必须的证据收集完毕，写起诉书向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提起了涉外子女抚养权纠纷之诉。原告一方的诉请是：1、依法判令非婚生子由原告抚养;2、被告每月支持抚养费人民币4000元整，一次性支付到孩子年满十八周岁止;

法院立案后，组织一次调解，J方律师表示，根据上海市人均生活水平，可以考虑支付抚养费每月1500元，遭到我方当事人的拒绝。徐律师立刻向人民法院申请了律师调查令，一是前往出入境管理中心，调取双方当事人之前三年的出入境记录，证明双方共同外出度假，且最后一次出境新西兰的时间，正是奚小姐的受孕时间。2、前往被告所工作的外服公司，调查被告的工资、资金等全部收入。此外，由于被告并不确认和孩子的亲子关系，我方向人民法院提出了亲子鉴定申请。

根据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一方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并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面对我方充分的证据，被告方不得不认可和孩子的亲子关系，但对抚养费的数额仍坚持每月1500元。

经双方举证质证，激烈辩论，最终法院考虑到被告的经济收入水平和孩子目前的实际开销，以及今后入读双语学校的实际需要，也确认按月支付抚养费对被告来说更为合理，最终判决被告按月支付孩子的抚养费3500元，支付到孩子年满18周岁为止。

法院没有判决被告一次性支付抚养费，我方虽然有思想准备，但仍觉得这是立法的缺憾。本案中，被告身为外籍人士，生活及工作流动性极强，如有证据证明他具备一次性支付抚养费的能力，从保护孩子的合法权益来说，应该可以要求被告一次性支付抚养费。一旦被告离开中国，不再履行中国的生效法律文书，原告根本无从知道被告人在哪里，在哪个国家，更不可能再去被告所在地国家诉诸法律，孩子的权益保障完全取决于被告的诚信和道德，涉外婚姻家庭案件中，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无论是对抚养孩子的一方还是对孩子来说，都是不公平的。立法应当考虑如何保护这一少数人群的权益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