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出共同故意的行为应当单独定罪

【案例分析】男子偷偷炒股亏71万！法院：属于重大过错，应赔偿妻子！原告曹某与被告范某结婚后共同购买了一套房屋，后经双方协商将房屋出售。但范某未经曹某同意将大部分房款用于炒股，结果亏损了70余万元。曹某得知后将范某诉至法院，请求分割售房款。 一、二审法院均认为，范某的行为属于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重大过错，侵害了曹某的平等支配权，故支持了曹某的诉讼请求，判令范某给付曹某88.9万元。 据中国裁判文书网官网披露的判决书显示，曹某与范某于2004年2月10日登记结婚，2006年8月生育一女。婚后二人购得房屋，房屋登记在范某名下。 2020年12月20日，范某与刘某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将涉案房屋以228万元价格出售。 房款支付细节如下： 房屋首付款为46万元，其中刘某于2021年1月6日向范某名下银行账户转账41万元，其余5万元转至曹某账户; 2021年3月12日，刘某向范某银行账户转入31万元; 2021年3月23日，刘某再向该账户转入房款90万元; 2021年4月8日，刘某又向该账户转入房款60万元; 2021年5月15日交房后，刘某向范某名下账户转款1万元。 拿到这笔钱后，范某声称给曹某房款共计33.29万元，其余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债务，炒股，支付女儿生活费及日常消费支出等，现房款已无剩余。其中，双方将首付款44.7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本息，剩余首付款1.29万元在曹某账户内。而房款150万元，范某则未经曹某同意，于2021年3月24日向股票资金账号转账89万元，而后再次转账55万元。 但是，经过他一番操作后，自2021年3月24日至2021年5月31日，范某从股票资金账号转出73万元，共计亏损71.12万元。范某称剩余房款另用于偿还信用卡41.17万元，偿还多名亲属共计30万元，范某还称借款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债务、炒股及家庭生活。 为证明房款和债务分配约定以及范某挥霍、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等主张，曹某向法院提交的2020年7月6日《房产分配协议》约定：女方占房产三分之二，男方占房产三分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范某与曹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范某长期不顾曹某反对炒股，且炒股未经过曹某同意。范某则辩称炒股为正常投资，系为改善家庭生活条件，并非挥霍夫妻共同财产。 案件经法院审理，一审、二审法院认为，范某与曹某经协商一致后出售房屋获得房款228万元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范某未将所获得房款150万元的事实告知曹某，并未经曹某同意擅自处分该房款，且不顾曹某的多次反对仍进行大额炒股投资，将144万元房款用于股票投资并亏损了70余万元，属于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侵害了曹某的平等支配权，故曹某请求婚内分割售房款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曹某请求婚内分割售房款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于是，判决范某给付曹某88.9万元。 北京高院经审理后认为，双方经协商一致后出售了涉案房屋，获得房款228万元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在处分房款时亦应当友好协商。但范某未将所获得房款150万元的事实告知曹某，并未经曹某同意擅自处分该房款，且不顾曹某的多次反对仍进行大额炒股投资，将144万元房款用于股票投资并亏损了70余万元，属于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侵害了曹某的平等支配权。 一、二审法院支持曹某请求婚内分割售房款的诉讼请求，判令范某给付曹某889020.58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北京高院在裁判原文是： 本院经审查认为：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分权，但一方非因生活需要在处分重大夫妻共同财产时应当与另一方协商一致。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夫妻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分割共同财产。 本案中，范某与曹某经协商一致后出售了涉案房屋，获得房款228万元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在处分房款时亦应当友好协商。但范某未将所获得房款150万元的事实告知曹某，并未经曹某同意擅自处分该房款，且不顾曹某的多次反对仍进行大额炒股投资，将144万元房款用于股票投资并亏损了70余万元，属于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侵害了曹某的平等支配权。 一、二审法院支持曹某请求婚内分割售房款的诉讼请求，判令范某给付曹某889020.58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亦无不当。范某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的情形。 案号：(2023)京民申1855号 裁判时间：2023年6月13日

恋爱期间，情侣相互赠送财物，受赠人表示接受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五十七条的规定，双方成立赠与合同。在对恋爱期间财物来往关系性质进行判定时，主要取决于双方当时的意思表示，通过往来金额的大小、用途及各方经济能力等事实因素进行判定。一般赠与情况下，财产一旦交付或者转移登记，赠与合同即生效，在无法定撤销权事由情形下，一般不能要求受赠人返还。彩礼相较于一般赠与，赠与的金额超出表达爱意、增进情感一般性赠与金额的范畴，属于非生活必须消费且金额较大，且以结婚为目的，具有较强的人身属性，实际上在赠与合同上附加了解除条件，一旦双方无法缔结婚姻，受赠人应返还受赠的财物。至于具体金额，可以结合双方是否共同生活、生活时间长短、彩礼的使用情况、双方是否存在过错及给付一方家庭经济状况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北京市元甲律所婚姻家事团队为你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咨询。

【元甲案例】婚内欠款一定是夫妻共同债务吗?离婚时怎么分割? 2016年，80后的刘先生与90后的林女士经介绍认识，不久便步入了婚姻殿堂，并生育一子。 然而，在他们原本幸福美满的生活背后，一场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悄然降临。自从孩子出生后，家庭开销逐渐加大，由于两人工作收入较低，夫妻俩人觉得网店生意能赚钱，于是在2019年，两人经过协商入驻了网购平台经营一家网店。原本希望开网店能够赚钱弥补家庭开支，但没想到由于两人对于经营网店没有经验，没过多久网店生意亏损欠了十万块钱。年轻的小夫妻大手大脚花钱习惯了，再加上养育孩子花销不断增长，林女士和刘先生开始入不敷出。 掉入网贷的深渊无法自拔 两人在金钱的压力下开始了网贷之路。2019年至2022年期间，林女士先后从××贷、××优品、××月付、×音、××白条、××花、××易、××借条、××卡、××花呗、××分期、××借等十几个平台进行借款，同时林女士还向亲人分别借款12万元、3.1万元、3万元等多笔借款。起初，这只是用来应对临时的金钱周转难题，但在一次次的还贷压力之下，他们发现贷款的数额越来越大，利息也越来越高。于是二人开始刷信用卡、借网贷用于偿还欠款，加上日常生活开销较大，只能拆东墙补西墙，债务及利息越积累越多。至此，林女士尚有网络平台债务19万余元及他人欠款18万余元，刘先生为了给林女士偿还平台债务，刷自己信用卡及向他人借款28万元。网贷的债务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欠越多，两个人矛盾越来越大，原本融洽的家庭氛围也开始恶化。 高额债务到底由谁承担 林女士责怪刘先生在家庭财务上的管理不善，刘先生则觉得林女士过于挥霍浪费。渐渐地，他们之间的沟通变得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激烈争吵和长时间冷战。 最终，两人决定结束这段感情，但在谁承担家庭债务的问题上争吵不休，谁也不愿意多承担债务，因此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在此情况下，刘先生起诉至法院要求离婚，且要求28万元债务由林女士自己来承担。但是林女士自己名下有37万余元债务，实在是无力承担，于是找到北京市元甲律所婚姻家事团队，希望元甲律师能够帮助自己谈判，希望刘先生名下的债务由刘先生自己承担。 调解离婚 债务各自承担 元甲专案组开始指导林女士收集证据资料，准备应诉。在起初阶段，刘先生态度非常坚决，不接受庭前调解。 庭审过程中，元甲律师据理力争，指出无法证明这个债务属于林女士的个人债务，而且林女士这边的债务金额更高，需要分割公积金、养老保险等财产。在元甲律师积极向法院争取调解下，最终迫使刘先生同意调解离婚，双方达成协议，刘先生的个人债务由刘先生自己来承担。成功调解离婚后，林女士及全家人都很开心，表示“元甲律师为他们排忧解难，调解结果达到了心理预期，压在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了，元甲律师真是个精英团队”!

代驾司机驾车撞人，谁来担责? 2020年11月的一天晚上，马某赴宴饮酒后欲回家，因是开车来的，其便登陆某科技公司运营的出行小程序中的“代驾”板块发出订单，过了不久由某人力公司管理的代驾员赵某接单并赶来，按照订单路线送马某回家。 不料，车辆刚行驶到通州区某路段时，正遇胡某和朋友共三人横过道路，赵某刹车不及将胡某和朋友撞倒，造成车辆损坏，胡某等三人均受伤。 事故经交管部门认定，赵某为全部责任，胡某等三人均为无责任。胡某伤情经过鉴定为轻度智能障碍，日常生活有关的活动能力极重度受限符合七级伤残;右上肢肌力IV级符合八级伤残;开颅术后符合十级伤残(综合赔偿指数50%)。 事发后胡某找到车辆使用人马某、代驾员赵某、出行小程序的运营方某科技公司、代驾平台的服务提供方亦即赵某的雇佣单位某人力公司、车辆三者险的保险公司协商赔偿问题，但未达成一致意见，后胡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某科技公司、某人力公司、赵某、马某、某保险公司共同赔偿各项损失1187976.1元。 庭审中，某科技公司辩称自己仅是代驾交易平台的经营者，为用户和服务方提供信息服务，劳务公司为代驾服务提供方，根据相关规定对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的经营者和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作出了明确的区分和规定。因此，某人力公司是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的经营者，答辩人仅为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并非适格被告，亦非侵权人，不承担责任。 某保险公司辩称愿意在保险限额内赔偿，但是本次事故伤者较多，共用保险限额。某人力公司辩称先由保险公司理赔，司机赵某系职务行为，针对超出保险范围外，应由司机赵某承担的赔偿责任答辩人愿意承担。赵某、马某表示由法院依法处理。 法院审理 本案审理过程中，双方对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金额并无异议，但是对于谁是超出保险理赔限额之外的赔偿责任主体、作为第三方交易平台的经营者某科技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存在争议。 本案中某人力公司一方面作为平台内代驾服务的提供方应当承担服务提供者的民事责任，另一方面作为代驾司机赵某的雇佣单位，亦应当承担雇主责任。而关于某科技公司的责任认定，其作为某出行交易平台中为用户和服务方提供代驾信息服务的主体，主要起到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服务，具有对平台内经营者资质进行审核的义务，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提供的代驾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要求的情况下需要与某人力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但是在本案中，代驾司机赵某所持驾驶证合法有效，且未有法律强制性规定的不宜驾驶情况，代驾司机于事故发生之前亦处于平稳驾驶环境，故无证据证明某科技公司未尽到审核义务，某科技公司也无法预知事故的发生，故某科技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法律责任。 综上，原告因本次事故造成的合理损失，应由赵某的用人单位也即平台内代驾服务提供方被告某人力公司赔偿。故某人力公司及肇事车辆保险公司应当对原告的合理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最终，通州法院判决原告保险限额之外的合理损失费用由某人力公司承担，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做出后，原被告双方均未提起上诉。本案现已生效。